第十章 人贩丐帮
武陵市青年路中心有一棵树,一棵百岁高龄的桃树。
2000年10月2日,一个少妇把一个4岁的小男孩从自行车后座上抱下来,她对小男孩说:“旺旺,你在这棵树下等妈妈,妈妈去厕所,马上回来。”
小男孩坐在树下的石头护栏上说:“好的。”
10分钟后,少妇回来了,小男孩却不见了。少妇脸色煞白,站在树下询问过路的人,半小时后,惊慌失措的家人纷纷赶到,他们报了警,拿着孩子的照片去附近的路口以及车站和码头询问。警察在调查中得知小男孩被一个女人带走了,少妇听到这消息就瘫软在地上,围观的群众把她扶起,有的好心人建议她去写寻人启事贴在街头。过了一会儿,少妇在众目睽睽之下脱掉衬衣,咬破手指,用自己的血在衣服上写下一份寻人启事,挂在了树上。
围观的人越来越多,这个只戴着乳罩的女人,终于号啕大哭起来。她像疯子一样坐在地上攥着拳头,发出声嘶力竭的呼喊,一阵阵撕心裂肺的痛使她的声音变调,她说出的话更加凄惨骇人,那段话足以让每一个母亲落泪:“我的儿子丢了,哎呀,我该怎么说呢,老天爷,没了,是个女人拐走的,人家说看见了。我给人家磕头,磕一百个、一千个、一万个,求求你了呀。哎呀,刮大风啦,天冷了,我的儿子还只穿着一件小夹克。旺旺,你到底在哪儿啊,我能听见你的声音,你哭,你笑,喊我妈妈。我的儿子呀,被人贩子抱走了。人贩子,我吐唾沫,该千刀万剐下地狱的人贩子。一个女人,偷人家孩子,我剥你的皮,抽你的筋,喝你的血,剁你的手指头,你真该死!该死!该死!那是我身上掉下的肉呀,他只有4岁。不不不,我说错话了,你大慈大悲,把我的孩子还给我,好不好?没有他,我活不下去。你也是个女人啊,抱人家小孩子,还有良心吗?你要把孩子卖钱,我愿意出十倍的钱,一百倍的钱,把我的孩子买回来。告诉我,我的旺旺在哪儿,我愿意在地上爬,我要爬到孩子身边。我愿意卖房子,贷款,钱全部给你,只求你别伤害孩子,别要孩子身上的器官。求求你了,你这万恶的女人,你会下地狱,下地狱……”
第二天,她又站在树下,神情呆滞,仿佛一夜之间老了十岁。一连几天,路过的人都看到一个女人对着树自言自语,她像一个苍白、呆滞、阴森的幽灵。有时,推着平板车卖核桃糕的人从她面前走过,她就会发出一连串恶毒的咒骂,但是因为嗓子嘶哑,谁也听不清楚她在说什么——她已经疯了。
半个月以后,在华城火车站广场,一个老乞丐用铁链牵着一个小男孩乞讨,小男孩卷着裤脚,腿上有三个触目惊心的烂疮,苍蝇绕着他嗡嗡乱飞。
半个月前,这个小男孩还在幼儿园,他所有的本事就是唱几首歌,背几个数字,讲一个简单的故事。他和所有孩子一样,有着像苹果一样的小脸和像小鸟一样的嗓音,用小铲子在地上挖一个坑,发现一只蚯蚓就会高兴地跑去告诉妈妈,喋喋不休,对着妈妈的耳朵兴奋地说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,然后他所做的就是抱着玩具熊在沙发上睡着。醒了,却不想吃饭,尽管他只有4岁,但是他会抬着小脸很认真地说,妈妈,我都十几年没有吃过冰激凌了。他有他的小火车,有飞机和军队,他统治着天上所有的星星以及地上所有的花朵,也就是说,统治着幸福和快乐。
当一个孩子和一只狗融为一体,同时在你面前活动,本应该戴着项链的脖子却系着铁链,眼窝深陷,他的目光已经由惊恐变成了呆滞,他不说话,不再笑,甚至不敢哭,他就那样跪着乞讨;当这个面黄肌瘦、骨瘦如柴、满身尘土、衣服破烂、蓬头垢面的孩子,就这样猝不及防出现在你的视线里——即使是在阳光之下,这个孩子告诉我们的是:黑暗是存在的。
一个儿童跪在地上,陈述的是全人类的罪恶。
根据公安部报告,2004年,共破获拐卖儿童案1975起,解救拐卖儿童3488人。这仅仅是破案的数据,是冰山一角,在海水之下还有更多不为人所知的内容。天下没有什么事情,比一个妈妈失去自己的孩子更加残酷。人贩子拐卖一个孩子,就等于毁灭了三四个家庭,多少失去孩子的父母从此精神失常,多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从此一病不起?
我国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罪处以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,刑侦一号大案主犯白宝山因为盗窃几件衣服就被判了四年徒刑;马清秀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,马清秀涉案金额达931万元(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高量刑是五年)。
我们不禁要提出疑问,现行法律的天平是否倾斜了呢?
天平的两端,有时是否过轻有时是否过重呢?
不仅如此,我们还要对每一双光着的脚提出疑问,为什么没有鞋子?只需要从衣衫褴褛的洞里深入细察一下,就会发现一个苦难的世界。
我们应该正视这些,因为这正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。
那个人贩子,那个女人就是古丽。
库班锒铛入狱之后,古丽就带着巴郎四处流浪。她想过工作,可是没有找到工作,她想去监狱看看库班,但是又打消了这个念头,因为她也参与了贩毒和盗窃银行。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,她怀念家乡的葡萄架和棉花地,想念从前的平淡生活。最终她觉得自己走投无路了,这个心如蛇蝎的女人把自己的儿子卖给了山西的一户农民。
当时,古丽拿着钱,走到村口的老槐树下的时候,放了个屁,她咯咯地笑了,笑着笑着又哭了。
她返回那户人家,老实巴交的买主——那个家徒四壁的农民——问她怎么又回来了。她说:“舍不得孩子,我再和孩子说几句话。”她把巴郎搂在怀里,在他耳边悄悄说:“十天之后,你从他家偷偷跑出来,我在村口的那大槐树下等你,我再把你接走,记住了吗?”
巴郎若有所悟地点点头。
这种使人人财两空的把戏她只玩过三次。第二次,她把巴郎卖到了贵州,几天后她带着巴郎逃跑的时候,一整个村子的人都打着火把在后面追她。第三次,她把巴郎卖给了华城的一个老汉,老汉叫阿帕尔,乞讨为生。
这里要简单说明一下,在华城、深圳等发达城市,都有一大批职业乞丐,以深圳、上海宾馆公共汽车站附近的乞丐为例,几位来自河南的叫花子只要看到交通灯变成红灯,就会喊一声:“灯红啦,快上!狠要,灯一绿就没有啦!”他们向等候红灯的车辆不停作揖讨钱,他们每个人一天的收入在70元左右,一月2000元。这个数字对农民来说是很诱人的,所以不断地有人加入这个群体,有的一家几口人共同出来乞讨,甚至有一整个村子的村民结队乞讨。
阿帕尔就是一个职业乞丐。
最初他拄着一根木棍,端着破茶缸,走街串巷,收入甚微。后来他从家乡带来一个残疾儿童,一个嘴歪眼斜流口水的女婴,每天就是坐在幼儿园门口。幼儿园门口确实是最佳乞讨的所在,接送孩子的家长很容易将对自己孩子的爱转化成对这“爷孙俩”的同情。
1999年,也就是菊花一元硬币发行的那一年,阿帕尔每个月都要去银行兑换两箱子硬币。一箱子一元的,崭新锃亮,每一枚硬币上都有一朵菊花;一箱子五毛的,黄灿灿的,散发着金子似的光芒。
2000年4月,他的摇钱树——病婴死掉了。9月下旬,古丽将巴郎以4000元价格卖给了他,他对巴郎感到失望,因为巴郎太健康了,年龄也有点大,他向古丽表示愿意出高价买一个4岁以下的孩子。10月6日,古丽将一个哭哭啼啼的孩子带来了。
在阿帕尔的住所,华城天河区的一个出租屋里,他和古丽有过这样一段对话:阿帕尔摇着头说:“这孩子我不能收。”
古丽问:“为什么?”
阿帕尔说:“他穿得太干净了,你看看,这衣服,这鞋子,这胳膊和手都太嫩了,你从哪儿偷来的?孩子父母还不找疯了,他们会找上来的,会打死我。”
古丽两手做一个掰东西的手势:“你可以弄残他。”
阿帕尔说:“丧天良的事,不能干。”
古丽说:“你心眼不坏。”
阿帕尔说:“除非你贱卖。”
古丽说:“你说个价。”
阿帕尔说:“4000,看在老乡的面子上。”
古丽说:“成交,给钱。”
阿帕尔说:“给啥钱啊,咱俩扯平,你把巴郎领走,这孩子留下。你的小巴郎,他不跟我上街讨饭,嫌丢人,还拿把小刀子,捅我,一天到晚在外面玩,饿了就回来吃饭,你还是领走吧。”
古丽骂道:“阿囊死给(脏话),过几天我把巴郎带走。”
当天晚上,下起小雨,阿帕尔坐在小圆桌前喝酒,他教孩子喊爷爷,孩子不喊,他就用拐棍敲着地面说,“以后我就是你爷爷。”
巴郎哼着歌曲回来了,抓起桌上的煮羊蹄就啃,他看到床腿上拴着一个小男孩,问道:“这是谁?”
阿帕尔说:“买的,明天就带他上街。”
巴郎说:“那我先给他化化妆。”
巴郎把手上的油抹到小男孩的衣服上,又把烟灰倒在小男孩头上,小男孩哇的一声哭了。
“这样才像个小叫花子,不许哭。”巴郎拿出一把蝴蝶小刀威胁着。
小男孩惊恐地向后退。
“你叫什么?”巴郎用小刀捅了捅小男孩的肚子。
“旺旺。”小男孩回答,他吓得几乎要哭出来,却又不敢。
“旺旺。”巴郎重复着这个名字,哈哈笑起来,“你是一只小狗,以后我就喊你小狗。”
“小狗,你从哪儿来?”
小男孩摇了摇头。
巴郎拍拍额头,换了一种提问的方法:“你家在哪儿?”
小男孩想了想:“武陵青年路光华小区四号楼。”他说得很熟练,看来平时妈妈没少教他。
阿帕尔道:“再敢说武陵——”
老乞丐举起拐棍做个要打的姿势:“就抽得你乱蹦乱跳。”
“你妈不要你了。”巴郎说。
小男孩用手背揉着眼睛,呜呜地哭起来。
“那又有什么。”巴郎耸耸肩膀说,“我阿达进了号子,阿妈把我卖了三次,三次。”他向旺旺伸出三根手指,然后他把一个羊蹄塞到旺旺手里。
“啃。”巴郎命令道。
每天,阿帕尔都带着旺旺上街乞讨,旺旺已经彻底沦为一个脏兮兮的小乞丐。阿帕尔还用白胶、红墨水、棉棒在旺旺腿上制作了几个伤口,这些假的烂疮做得非常逼真,如果放上蛆,抹上一点臭腐乳吸引苍蝇,对乞讨更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因为经常哭,旺旺的眼睛深深隐在一层阴影里,已经失去光彩。最初跪在街头,神色仓皇,对每个人都有着无法克制的恐惧,然后这个4岁的小孩习惯了、麻木了。巴郎有时也跟着阿帕尔乞讨,但是更多的时候他喜欢在街上四处游逛。孩子是很容易混熟的,正如两颗星星的光芒是一样的。巴郎有时欺负旺旺,有时亲切地称呼他“小狗弟弟”。
有一天,淅淅沥沥地下起小雨,这样的天气没法出去讨钱,阿帕尔就躺在床上睡觉,老年人总是睡得很沉。旺旺从床底下拉出一个小盒子,里面有一些卡片,两块磁铁,几个掉了轱辘的小车,他拿出一个很漂亮的塑料小人,对巴郎说:“给你。”
“垃圾箱里捡的。”巴郎不屑一顾。
“给你玩。”
“这有什么好玩的,”巴郎说,“有很多好玩的事,你不知道。我带你去冰窖,天热,那里也有冰。再去游泳馆,我们可以溜进去,从台子上跳到水里。我带你去三元里,看那个骨头女人,她还没死,还要去火车站看人打架。”
“我想妈妈了。”旺旺说,他抬起一双大眼睛,忍着满眶的眼泪。他并没有哭出声音,只是任由泪水涌出来,唉,这个小小的孩子已经学会了坚强和忍耐。
巴郎说:“哦。”
过了一会儿,巴郎打个响指,似乎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,他说:“这还不简单吗,我带你回家。”
两个孩子手拉手走在雨中,雨把他们的头发淋湿,他们不说话,就那样一直走,一直走,走出那个藏污纳垢的城中村,走过那些破败的堆满垃圾的小巷,走到大街上。旺旺紧紧抓着巴郎的手,我们无法得知这个4岁的孩子一路上在想些什么,在他长大以后,能否记起是谁带他走出这场噩梦,能否记得此刻他紧紧抓着的这只手?在一个菜市场附近,巴郎从身上摸出一张皱巴巴的钱,他对卖羊肉夹饼的摊主说:“来两个夹饼,我要请客。”他对旺旺说:“吃吧,塞到肚子里。”吃完之后,他们继续向前走,巴郎把旺旺领到天河区棠下街派出所的门口,巴郎问旺旺:“你还记得你家在哪儿吧?”旺旺点点头。巴郎说:“进去吧,让条子帮你擦屁股,他们会送你回家的。”
巴郎推了他一下,说:“去吧,小狗弟弟。”
说完,巴郎就迅速地跑开了。他藏在街角,偷偷地看到旺旺站在派出所门口放声大哭,一个女民警走出来,蹲下身询问着什么,然后拉着旺旺的小手走进了派出所。
巴郎放心地离开了,他用口哨吹着一首歌曲:你有了花苑要栽果树,
你有了儿子把书念,
要教育孩子爱劳动,
做一个刚强的好男儿。
古丽在一次偷盗婴儿的时候被人发现,她被打得奄奄一息,事主怕她死掉,所以没有送到公安局,而是将她扔在了医院门口。
很多天以后,华城三元里世康大街出现了一个妓女,她是那条街上最老最丑的娼妓。她坐在发廊的玻璃门之内,像是安静的空气,静悄悄地培养着下身的金针菇。她不笑,因为门牙掉了两颗,即使是白天,她也给人带来夜晚的气息。这个尚未染上梅毒的女人对每一个路过的人招手,她特别钟情老年人,她钩手指,抛媚眼,甚至掀起裙子,然而生意还是惨淡。没过多久,她交不起房租和当地小痞子收的保护费,只好浓妆艳抹走上街头。这个站在路灯下打哈欠的女人,在夜晚她可以作为城市的夜景,正如乌云也是天空的一部分。
在华城的车站、码头、广场、地铁通道、人行天桥,有那么一群人,不管夏天还是冬天,老是躺在水泥地上,身上盖着一条破毯子,自己的胳膊就是枕头。站起来时,头从一个窟窿里钻出来,那毯子也就成了衣服。
他们还有一顶帽子或者一个破茶缸用来乞讨。
曾有个过路的小女孩在一个冬天对此产生疑问,她问妈妈:“这些人不冷吗?”
妈妈说:“他们是乞丐。”
小女孩说:“乞丐是什么?”
妈妈说:“就是要饭的,要钱的,叫花子。”
小女孩说:“他们为什么当叫花子啊?”
妈妈说:“因为他们穷,没钱。”
小女孩说:“他们为什么穷啊?”
妈妈不说话了,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
小女孩又说:“他们的家在哪儿?”
沉默……
没有任何一个城市会禁止乞讨。
一个下夜班的纺织女工曾经看见过一个惊恐的画面:在她回家的路口,出现了二十多个黑衣人,他们姿态怪异,有的躺着睡觉,有的坐在地上不停地摇头,有的站着看着天空发呆,有的念念有词,有的大喊大叫,全都是破衣烂衫,臭不可闻。
在文明下面,在社会的土壤下面,还有另外一个世界。
有位76岁的老人扮为乞丐,卧底行乞两月,自费万余元,揭开残害胁迫流浪儿童行乞的重重黑幕,他撰写的调查笔记,被国家领导人长篇批示。这位值得尊敬的老人是在深圳居住的北京离休老干部曹大澄。
在他的调查笔记中可以看到乞丐已经职业化、组织化、集团化,带有黑社会色彩,他们按籍贯聚集在一起,划地为界,如果有人侵犯了自己的地盘,那么就会爆发群殴事件。
每个城市都有着城中村,低矮的房屋,破败的街道,到处是垃圾,走进去,会看到几个又瘦又脏的小孩子用树枝敲打着一个瓦罐,离开的时候,那些孩子还在敲着。
华城粤溪新村,棠下村,租住着大量的乞丐。
这是一个唾弃不到的角落,污秽在这里汇集,渣滓在这里沉淀,让我们跳进这个粪池,走进这些人的灵魂深处。各种臭味混合在一起,眼前恍惚,只能看见光怪陆离的黑暗景象,有的像人,有的不成人形。他们群体性地蠕动,汇聚成一个怪物:丐帮。
他们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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