走得何三,他深知这些人想要得是什么,于是他就挨家挨户得收取一些保护费,然后把这笔钱拿给部队上得人,这样两方达成了一个暂时性和睦的状态。
不过这个不是一个长久之计,并且何三也不是一个没有野心得人,他这么做得原因,只是因为他想要让这些部队上得人拥护他做北海城得王。不过这个北海城得王又哪里是那么容易做得,任百城得尸骨未寒,而何三又把野心放的更大。
他独自一人拎着烧酒还有一些吃的去祭奠任百城父子,他冷笑一声道:“老爷,你是不知道现在北海城变化有多大,还好你被鳄鱼咬死了,你要是还活着啊,那肯定也不是北海得王了,搞不好你就是一个阶下囚。”
秋风萧瑟,北海城似乎在等待着历史车轮得洗礼,没有人知道究竟会怎么样。
在西北面,林七见到了那个光头大帅,他们依然还记得彼此,而光头大帅非要让林七在部队里面做一个营长,对于林七这种看淡了世俗这么多年得人,根本就对于这个不感兴趣,不过架不住光头一直都要硬给,并且派遣全部得部队,跟随着林七一起浩浩荡荡得开拔前往北海城。
山城”作为一种帝国边疆,与传统意义上和邻国接壤、由帝国新近开发拓殖的“边境地区”有一定的区别。它们在地理上不一定远离政治核心区,却因为交通条件的局限使得它们与世隔绝。在缺乏现代技术支持的情况下,传统帝国是如何实现对山城的有效控制的呢?物质资源匮乏、教化程度偏低的山城又是如何应对帝国权力的呢?山城研究的特殊性及其在全球史视野下的意义由此可见一斑。而“边缘”转而影响“中心”的研究角度,也是传统中国史研究没有充分挖掘的,由边地山城的建制、运作来讨论帝国中心的发展动态,正是这样的一种尝试。方志、谱牒等史料侧重反映基层社会史变迁,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则让研究者深入民间。
东川府位于北海城东北部,是彝族六祖分支的所在地。它长期不在直接统治范围内,明中后期仍由当地的禄氏土司进行管理。至雍正四年(1726)改土归流,它被归入云南省,帝国的力量才逐渐进入。乾隆三年(1738),清朝在此开采铜矿,考虑建城事宜。最先参与计划的官员崔乃镛认为,要在这个被认为是“东故夷獠窟”的地方建立新城,就要舍弃原本的土司驻地,另辟新址。由于滇东北时常面临沼泽扩张、洪水泛滥水的问题,新城被选址在了一个半坡上。根据崔乃镛的风水知识,城池要分成上下半城,所有比较重要的官方建筑都被规划在了山坡上,以彰显天朝权威,而民居、庙宇则应放在下半城。有趣的是,城池规划大功告成之后,崔乃镛就被遣调至他处了,继任的王至、饶梦铭两位官员完全没有落实前任的规划,而将官府、管理铜政的机构都设在了山下平地处,而将万寿宫、商业会馆等民间设施建在了来往不便的半山腰。这说明帝国在边陲城镇的地景设置上并没有固定的模式,天高皇帝远,东川又不同于京、杭这些有传统城建基础的古都,建立新城的风水讲究往往依从于官员个人的喜好,有很大的发挥空间。
在东川府的地景布置上,另值得注意的特征是强烈的军政色彩和杂糅的民族分布。雍正八年(1730)崔乃镛平定当地土司叛乱,请示时任云南巡抚的鄂尔泰有关建城的风水知识,却得到了与当地风水师率先处理土地分配不均、缓和阶层冲突的主张完全相反的命令:加固军事要塞,重视边城在平定叛乱时的应对能力。因此才建成了后来规模更小、布局更加紧凑的东川府城。在城内的田地分布上,多元民族互相交融、汉人彝人比邻而居的情况也很普遍,可见严格的民族隔离政策并没有在南方边区有效开展,只要求这个“蛮夷之邦”能够维持铜矿运输和政治平稳就好。东川府有壮丽的红土风貌,由中国传统文人风景模式演变而来的“东川十景”,也几乎设立在铜运沿线。东川府在镇边、采矿上的单一城市定位,由它被纳入帝国统治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。
光头离开东川府得时候,留下了一小支部队继续掌控这里,而对于大部队得开拔则显得很在意,毕竟他认为北海城得地理位置要更加的重要,没有了主心骨得部队遇到他们肯定一触即溃,到时候顺理成章的拿下北海城,介时在整个东南地区都有一定得话语权了。这个算盘不可谓不划算,并且这个时候恰好是进入北海城得最佳时机,若是被他人抢先占领了,那么对于他们来讲就比较被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