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厚照想当的皇帝,是个无忧无虑可以纵情声色犬马的天子,在这熊孩子心目中,根本就不懂什么家国责任,他含着金钥匙出生,不需要考虑吃穿住行,也不需要担心将来工作和家庭,前半生当个无忧无虑的太子,后半生则做一个尽情享乐的皇帝。
从一开始,熊孩子就把做皇帝当成是一件好玩的事情,浑然不知皇帝这个职业是多么艰巨的挑战。
此时乾清宫内,阁臣李东阳和谢迁,以及张懋、马文升、张鹤龄,一共五位大臣正在接受弘治皇帝传见。
刘健作为内阁首辅,本应列席此次重要会议,但因刘健称病不起,朱祐樘没有勉强,便让刘健暂时留在家中养病。
朱祐樘手上拿着几份西北发来的战报。
战报中,刘大夏表示已出兵往宁夏镇,收复榆林卫有望的同时,还可能在战事末端打几场说得过去的胜仗,顺便剿灭一些鞑靼部族,虽不能对战局有根本性的影响,也不会伤及鞑靼根本,但好在算是大明的一次绝地反击,朱祐樘又重新燃起建立文治武功的希望。
李东阳道:“陛下,西北之战已近尾声,刘尚书用兵神速,若可在宁夏、陕西等地与鞑靼残余相遇,边军胜算颇高,或可一举收复失地,扬我大明国威!”
李东阳说的都是些套话空话,以至于朱祐樘觉得不怎么中听。
苦心准备一年的战事,征调几十万将士,云集边陲,结果反倒被鞑靼破关而入,几十万大军血洒疆场,结果只混了个“安慰奖”杀几个鞑靼人糊弄人,堵住百姓悠悠之口,朱祐樘不由觉得自己这皇帝当得很窝囊。
在朱祐樘看来,收复失地这个他可以期待,鞑靼人并无经营大明城池的打算,至于扬大明国威,他怎么都不会相信。
西北之前的系列败仗已是事实,除非此后能打得鞑靼人如丧家之犬,跟弘治十三年一样,反败为胜歼敌数万,亦或者长驱直入草原,这才是真正的“扬国威”,否则就是自欺欺人。
朱祐樘躺在病榻上,慢慢侧过头,神色间有些无奈,悠悠地叹了口气:“马尚书,你十多年前在西北之地用兵,数年于一日,对于西北形势有独到的判断,卿家以为,当如何用兵方能彻底扭转颓势?”
也许是弘治皇帝话问得太过直接,扭转颓势,弦外之音是皇帝并不承认光复延绥是“扬国威”,因为刘大夏收拾的很可能只是一批散兵游勇。
马文升若一味强调现在只是短暂遇挫,并无法令皇帝感到满意,只能改变口风,承认西北这一战的确有疏漏才导致失败,这责任显然不能让皇帝来背。
马文升道:“回陛下,西北战事进入最后阶段,不若稳中求胜,收复榆林卫左近之地,修复被损毁城墙,实不宜再大举兴兵。经年之后,西北民生有所恢复,再调兵北上,或可趁鞑靼不备,一举踏平草原!至不济也可光复河套!”
朱祐樘听了马文升的话,一时沉默不语。
李东阳和马文升虽为一代名臣,但涉及西北之战言论,都采用一个相似的观点,那就是帮皇帝开脱,不正面面对惨败。
李东阳主张的是西北仍旧有扭转战局的机会,可以扬大明国威,马文升则主张暂时求稳,先将这一战体面地结束,来年再去平鞑靼,说出个“一举踏平草原”这般不切合实际的说法。
在兵强马壮的时候都尚且不能征服鞑靼人,反倒被鞑靼打得满地找牙,等来年鞑靼兵锋更盛,还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?
虽说李东阳和马文升都在提不切实际的目标,但他们有一条观点相似,就是西北之战已到收官时分,西北沦陷的土地,完全可以通过接下来一两个月的战事收复。
至于京畿安危,从头到尾都没有人提,说明京城在他们眼里固若金汤。
张懋在旁一直没说话,此时趁机提出观点:“陛下,既然西北战事进入尾声,京师周边之地已久烽火,不若解除京畿之地戒严,令货物往来通畅,百姓可安居乐业,不令囤积居奇之徒为祸百姓!”
朱祐樘原本正在思考马文升的话,闻言问道:“京师有囤积居奇的不法商贾吗?”
张懋一时不知该从何说起,他提这件事,是因为从麾下将校报告中得知张氏兄弟借京城戒严大发国难财,半夜私自打开城门,将城外货物运进城来,利用城内的物资短缺低买高卖。
张懋尚不知此事只是张延龄一人所为,跟张鹤龄无关,即便他心中有数,但他知道朱祐樘对两个小舅子一向偏帮,所以不愿意自触霉头把这事告诉皇帝,既让皇帝和张氏兄弟下不来台,又显得自己多嘴,给皇家找麻烦。
张懋只是肯定地点头:“有!”
“那……”
朱祐樘一时迟疑,其实在他心中,暂时不想将京师开禁,这跟西北战事的激烈程度无关,他是怕自己有个什么三长两短,别人觊觎皇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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