沈溪在居庸关内征调军械物资时,长城西段的三边地区,各边关要隘驻防的大明官兵日子非常不好过。
随着三边重镇延绥镇沦陷,宁夏卫、宁夏后卫与山西大同镇之间的联系被切断。
榆林卫城的失守,致使绥西一代长城边关要塞龙州城、清平堡、威武堡、怀远堡、响水堡、鱼河堡、归德堡、双山堡等一线全线失守,刘大夏的中军被迫撤到黄河东线驻兵防守,通过黄河天堑来防止鞑靼人东进。
刘大夏亲自调遣主力,驻军于府谷、保德、兴县,堵住自榆林西进的步伐。
但鞑靼人自榆林、米脂南下,在绥德以北过无定河,一路向东,在吴堡渡过黄河,半个月后出现在永宁州,攻破城池,然后顺着离江河谷直插岚县,威胁兴县后背。
刘大夏收到急报后,一方面命令汾州卫固守黄芦岭关,太原卫加强两岭关、天门关防守,另一方面不断调查鞑靼人动向,防备鞑靼人主力继续北上,沿着汾河河谷,走静乐、宁化所、宁武所,破宁武关到山西,威逼京畿。
刘大夏统兵经验只能说是一般,他最大的成就就是在弘治十三年一举在榆溪河北岸歼灭鞑靼主力,导致鞑靼发生内乱,从而改变大明边塞的格局,使得大明转守为攻,赢得几年平安时间。
随着鞑靼人东进,刘大夏原本驻军于保德,策应南北两翼的兴县和河曲,随着兴县腹背受敌,他不得不放弃兴县,率部退往宁武关,准备堵住鞑靼人北上的线路。
刘大夏承担的是确保太原镇和大同镇的安全,阻止鞑靼主力肆虐山西腹地,只有在消灭渡过黄河东安的鞑靼人后,才能进入陕西,汇合三边兵马重夺榆林卫周边城塞,将入寇的鞑靼人扼杀在大明国境内。
当然,这只是美好的愿望,事实上刘大夏一退再退,手底下的兵马和钱粮损失就很惨重,当刘大夏撤退至八角所时,他出塞追击鞑靼人所率八万兵马,如今已只剩下三万,剩下的要么战死,要么当了逃兵,西北各路人马在鞑靼人持续不断的骚扰下,根本就无法形成合力。
刘大夏此时对于各方情报知之甚少,因为黄河两岸崇山峻岭,行走不便,少量官道却有鞑靼骑兵出没,导致保德以南以西地区信息基本隔绝,而大同镇方向也有少量鞑靼骑兵出没,以至于刘大夏中军的情报传不出去,京城的消息也难以传到军中。
刘大夏几次派出斥候查探情况,但大多数都有去无回。
如果是沈溪领兵,这个时候便会果断回师大同,先把与后方中断的联系打通再说,把混进大同、宣府等地的少量鞑靼骑兵彻底铲除,然后再想办法收复榆林卫。
但刘大夏担忧自己兵败被朝廷责罚,想的是如何将功补过,一心对付眼前的强敌,对于其他事情就不那么在意了。
“刘尚书,已派多批人马前往榆林卫一线刺探,仍旧不知保国公部下落,恐怕……凶多吉少!”
宁武关以西的八角所,此时刘大夏正在升帐议事。
整个中军大帐一片死气沉沉,每个人都是灰头土脸,连日来的溃败已让这些自负的将领没了往日的风光,现在已不是边关丢几座城池的问题,而是战火已经烧到山西腹地,大同、宣府同时告急,在场一干军将,很可能遭到朝廷的责难。
这一切的根源,便在于战前的轻敌和战时的冒进。
百足之虫死而不僵,大明官兵开战前都认为鞑靼已不复当年之勇,既然弘治十三年可以战而胜之,鞑靼又经过数年内乱,现在应该跟软柿子差不多,官兵们甚至连如何防备瓦剌和兀良哈等部族来抢夺战利品都想到了,就是没料到鞑靼人会主动出击。
这既是决策层的失败,也是将领准备不足,等到失败后人们才猛然发觉,鞑靼人的骁勇没有变,大明边军善守不善攻的状况也没有变,改变的仅仅是他们原本谨慎到如今骄纵的思想。
刘大夏麾下大将、榆林卫卫指挥使扈凌,这些日子在刘大夏身边鞍前马后效劳,多次拯救刘大夏于危难,刘大夏对扈凌分外欣赏,他认为扈凌有成为名将的潜质,可惜他已经失去提拔重用将领的机会,回到朝中肯定会要人为之前的惨败负责。
当扈凌提到保国公朱晖,刘大夏一肚子气,他兵出榆林卫,向鞑靼人发起追击,结果在屈野川以北中了鞑靼人埋伏。
跟弘治十三年差不多,这次情况还没上次那么危急,鞑靼人忌惮大明新式火器,不敢强攻,刘大夏且战且退,结果刘大夏撤兵回到长城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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